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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共最高领导层人事变动及其原因
作者:杜继锋    文章来源:社科院亚太所    点击数:5258    更新时间:2007-9-18    
您的位置:首页 >> 学术文章 >> 亚太政治 作者: 杜继锋 结稿日期:2002-1-1
载《南亚与东南亚研究》2002年第2期

越共最高领导层人事变动及其原因

杜继锋

 

   (摘要)越南国会主席农德孟在今年4月结束的越共九大上取代黎可漂成为越共新任总书记。越共党内的这一重要人事变动不仅是越共最高领导层年轻化、专业化要求的具体体现,而且也是近年来越南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矛盾和困难的客观反映。农德孟的崛起不是偶然的,其自身具有的多方面的有利条件对其最终问鼎总书记宝座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2001年4月19日-22日,越南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河内举行,出席此次大会的有来自越南各地代表着越共253万名党员的1168名代表及近30个国家的政党代表团。大会通过了经过修改和补充的越共党章、九大决议、2001-2005年经济发展计划及2001-201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等多个重要文件,选举产生了由150人组成的越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越南国会主席农德孟在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以“全票”当选为越共总书记并组成了以他为首的由15人组成的新的越共中央政治局,原越共总书记黎可漂则退出了包括新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在内的越共领导机构。

 

1.        导致黎可漂下台的原因

 

黎可漂的突然下台的确出乎一些越南问题观察家的意料之外,因为自其在199712月越共八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越共总书记以来实际在位时间只有不到三年半,尚未完成5年的完整任期。黎可漂也因此成为自1976年越南正式统一25年以来除长征以外在职时间最短的一位越共最高领导人。[1]

笔者认为,黎可漂的“失势”不是偶然的,既出人意料也在情理之中,这是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逐步实现新老交替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近年来越南国内政治、经济和外交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近年来,越南共产党在党内大力提倡逐步实现领导干部队伍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年轻化和知识化、专业化,一大批年富力强并拥有专业技术技能的干部被陆续提拔到重要的领导工作岗位。越共领导干部队伍逐步实现新老交替,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长期以来,越南党、国家、政府的最高领导层一直由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老一代领导人所掌控。198612月,越共六大选举时年71岁的阮文灵为越共总书记,其他两位主要领导人即越南国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和政府总理范文同的年龄更是分别高达79岁和80岁。19916月,年愈74岁的杜梅在越共七大上当选为新的越共总书记,到19929月越南恢复设立国家主席一职时,越南党、国家和政府三位主要领导人即越共总书记杜梅、国家主席黎德英和政府总理武文杰的年龄分别为75岁、72岁和70岁。

鉴于领导层日益严重的老化问题已不能适应国家革新开放进程的需要,19966月召开的越共八大明确提出了干部队伍的梯队建设问题,规定年龄在55岁以上者不能作为新的中央委员候选人。因此,八大上新当选的越共八届中央委员会170名中央委员的平均年龄只有54.5岁,而具有大学或大学以上文化程度者占80%[2]19979月越南十届国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 时年分别仅有60岁和63岁并具有大学学历的原政府副总理陈德良和潘文凯分别接替年事已高的黎德英和武文杰担任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标志着越南最高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工作初步完成。

200010月,越共元老、越共中央顾问杜梅、黎德英、武文杰致信越共中央,建议超过70岁的越共政治局成员应当在党的九大上退休。越共中央采纳了他们的建议,规定以后年龄在65岁以上的政治局委员不得连任,同时党政军最高领导人的年龄不得超过70岁。因此,作为越南党、国家和政府“三驾马车” 式集体领导体制(即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及政府总理)中唯一一位年过7旬且未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领导人,黎可漂的政治前途一致不被看好。

(二) 黎可漂上台以来,越南国内早已十分严重的腐败问题未能得到有效地遏制,贪污、行贿、受贿等腐败现象屡禁不止,严重影响了越南党和政府的形象,广大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黎可漂在党内也备受指责。

黎可漂上台后,针对党内不断严重的腐败问题曾一度在越共党内开展了旨在清除党内腐败现象的所谓“净化整顿”运动。经过近两年的治理和整顿,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仍未从根本上彻底铲除越共党内的腐败现象。20012月,越共党报人民报发表文章称越南5年内共查处近7万名腐败党员,此外在对16万名党员和2000个党组织的调查中发现,43%的党员和33%的组织涉及腐败。1999年越南副总理吴春禄、央行行长高士兼和海关关长吴文庭皆因腐败问题而受到查处,对此广大群众怨声载道。[3]

随着党内腐败问题的日益严重,越共相当一部分党员和干部认为:作为越南党的最高领导人,黎可漂对于国家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越共党内和相当一部分普通群众对黎可漂的工作能力也纷纷表示怀疑。

(三) 经济上,黎可漂上台以来未能提出系统的改革思想,从某种程度上制约和限制了改革进程,越南经济改革停滞不前。同时越南近几年的经济表现也差强人意,引起广大人民和党员干部的极大不满,国内要求加快和深化改革进程的呼声日益强烈。

首先,近几年越南农业发展中的价格问题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导致农民生产积极性降低。越南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全国3/4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农业人口占全国就业人口的70%以上,因此越南经济整体的表现主要取决于农业的好坏。但从越南的现状来看,全国可耕地数量较少,只有22%的土地用于农业生产,是世界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最少的国家之一。全国耕地主要集中于越南南北盛产稻米的两大三角洲地区,即北部的红河三角洲和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虽然越南主要粮食作物稻米的产量连年上升,但国际市场稻米的收购价格则接连大幅下跌.20006月,湄公河三角洲稻米的价格只有1400越盾/公斤,仅相当于10美分/公斤。粮食收购价格的下降导致农民收入减少,不满情绪增加。

其次,从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来看,越南经济增长呈连年下滑趋势,黎可漂上台以来,这一趋势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有所加剧。1997年越南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8.2%,黎可漂上台后的前两年即1998年和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实际增长率分别下降至5.8%4.8%2000年国内经济增长虽有所起色,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回升至6.8%,但仍未达到1997年前的水平。

第三, 外国直接投资不断减少,经济建设资金缺乏问题日益突出。由于越南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加之经济管理和国家法制建设不完善,社会分配机制及福利保障制度的建设严重滞后,贪污腐败及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外商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的维护,面对这样的投资环境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外商的投资热情下降。此外,1997年占越南外国投资总额70%以上的日本、韩国、东盟各国及港台地区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也纷纷减少对越南的投资,这也促使流向越南的外资减少。

(四) 外交上,黎可漂上台以来越南外交工作取得不小的成绩,但和美国的关系一直未有实质性的进展。两国经过近4年艰苦谈判最终于20007月达成的正式贸易协定迄今也未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特别是200011月前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越南期间黎可漂本人发表的“不合时宜”的讲话冲淡了双方谋求进一步改善关系的良好气氛,错过了改善越美关系的最好时机,越共党内改革派对此深表不满。从中越关系来看,黎可漂当政期间中越两国签订的关于解决双方陆地边境的协定虽已获得越南国会的批准,但在越共党内却引起很大的争议,部分越共干部认为该协定对中国让步过多,因此把不满的矛头直指党的头号人物黎可漂。

(五) 黎可漂上台后,越南国内政局基本保持稳定,但自20012月以来在越南中部高原地区的嘉莱省、多乐等省相继爆发了当地少数民族的抗议示威活动,参加人数之多、波及范围之广为越南近年来所罕见,此次事件不仅震动了越南高层,也对黎可漂的政治地位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越南现有54个民族,其中越族(也称京族)为主体民族,1998年越南人口为7800万,其中京族有人口6600余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7.5%,[4] 主要分布在越南南北两大肥沃的稻米产区即红河三角洲和湄公河三角洲及沿海地区,它们属于南亚语系越芒语族,大多信奉佛教和天主教。而中部高原地区(统称西原)大部分为丘陵和低山,人口稀少,主要居住着嘉莱、埃地等少数民族,他们属于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并世代居住于此。他们大多以传统的咖啡生产和种植为生,越南的咖啡种植区也主要集中在西原地区的多乐、嘉莱和昆嵩等省,其中多乐省的咖啡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70%,有“咖啡王国”之称。[5] 绝大多数咖啡用于出口,现在越南已成为东南亚地区仅次于印度尼西亚的第二大咖啡出口国,在世界咖啡出口国中排列第三,[6] 同时由于与外界联系不便,当地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十分落后。

随着80年代越南革新开放进程的加快和9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咖啡价格的不断上涨,大量越族从土地贫瘠的沿海地区大批涌入这一地区,从事咖啡种植和生产这一有利可图的行业。据估计自1975年以来居住在多乐省的人口增加了6倍,其中越族人口大约200万,占3/4。外来人口大量侵占当地少数民族居民的土地,信仰不同宗教的各民族之间由于缺乏了解也难免产生摩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该地区少数民族的抗议示威活动为导火线引发了越南近年来少有的社会动乱,数百名当地少数民族被迫逃往邻国柬埔寨,形成了不大不小的难民潮,在越南首都河内的市中心也发生了有数百人参加的示威抗议活动。[7] 在此背景下,黎可漂本已不甚乐观的政治前途更是雪上加霜,这也是导致其下台的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2.        促成农德孟上台的条件

 

农德孟之所以能从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越共新“掌门人”,除了其已具备担任这一职务所必需的基本素质和要求外,其本身所具有的某些特殊条件对其最终问鼎总书记宝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 农德孟本人具有年龄上的优势,同时有学历、有知识,符合越共所大力提倡的领导干部年轻化、专业化的用人标准。农德孟生于1940911日,现年不到61岁,年轻、有朝气、精力充沛,属于越共党内没有直接参加过越南战争的新生代。与此同时他还是越共高级领导层中为数不多的具有大学学历的高级领导人之一,其本人早年曾留学于前苏联,毕业于列宁格勒林业技术学院,拥有林业工程师的技术职称,随着他在九大上当选为新的越共总书记,他也因此成为越共建党71年以来首位具有大学学历的最高领导人。至此,越南党、国家、政府的三个最高职务都已由具有大学学历的干部担任,他们是越共总书记农德孟、国家主席陈德良和政府总理潘文凯。

(二) 越共九大前农德孟在越共18人政治局中已排名第四,仅次于黎可漂、陈德良和潘文凯,在党内拥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这为他进一步晋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农德孟本人有长期在基层和中央工作的经验且政绩突出,为官清廉正派,深得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一致信任,他的才干和工作能力也受到老一代领导人的赏识,这也是农德孟能从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特别在其1992年担任越南国会主席以来,在他的领导下,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国会加强了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在农德孟的要求下,国家电视台多次对国会重要会议和国会对政府部长们质询进行实况转播,改变了国会以往在老百姓心中“橡皮图章”的印象,使国会成为一个“公平、民主、有活力的论坛”,[8] 在越南沉闷的政坛兴起了一股清新之风。

(三)农德孟出生于越南北部,符合越共党、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地区分配的基本原则。虽然越共党章和越南国家宪法对此未有明确规定,但长期以来特别是在1992年越南恢复设立国家主席以来,越南党、国家和政府的“三驾马车”式的集体领导体制实际上一直在实行所谓的地区分配平衡原则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分别由来自越南不同地区的领导干部担任。现任国家主席陈德良和政府总理潘文凯分别来自越南中南和南部地区,因此党的总书记按惯例和传统要相应地由北方人担任,作为土生土长的北方人,农德孟无疑符合这一基本条件。

(四)农德孟本人在政治上持温和的中间立场,倾向于改革,易为党内各方所接受。和其前任黎可漂的保守派形象不同, 农德孟本人一直被外界视为稳健的改革派人士,善于弥补各方矛盾,处事灵活,属党内的开明务实派。越南高层希望通过此举进一步向外界显示越南继续革新开放进程的决心,吸引外国投资。

(五) 由于农德孟本人出身于越南少数民族之一的岱依族[9],因此,在发生少数民族骚乱后的关键时期选择这样一位少数民族出身的领导干部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对于团结越南各族人民,充分体现越南宪法中所规定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是共同生活在越南国土上的,在权利和义务上平等的各民族的统一国家”[10]这一基本原则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农德孟也因此成为越共建党71年以来首位少数民族出身的总书记。

 



[1] 1986年7月长征接替因病去世的黎笋任越共总书记,同年12月,在越共六大上其总书记一职被阮文灵取代。

[2] 刘稚、沈静芳、孔建勋、毛朝忠:《当代越南经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3月第1版,第23页。

[3] 《世界知识》,2001年11期,第10页。

[4] 郝文明主编:《中国周边国家民族状况与政策》,民族出版社,200011月第1版,第498页。

[5] 赵和曼:《越南经济的发展》,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6月第1版,第239页。

[6] 刘稚、沈静芳、孔建勋、毛朝忠:《当代越南经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3月第1版,第184页。

[7] 《南华早报》2001322

[8] 《东南亚纵横》,2001年第7期,第7页。

[9] 岱依族(英文为Tay)是越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越南北部和中越交界地区,与中国的壮族同源,双方至今仍在语言、生活习惯、文化传统等方面保持着许多共同特征。

[10] 骆沙舟、吴崇伯著:《当代各国政治体制(东南亚诸国)》,第267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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